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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未处理好监管与央行的关系，监管与行业发展职能没有分离，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倒逼央行政策放松1997 年之前，虽然我国一直有金融业的主管部门，但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。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负责金融管理的同时，明显受到地方政府的倒逼和掣肘，无法真正关注金融风险。金融业处于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状态，银行可直接向股市参与者发放贷款，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波动剧烈。同时，国有企业三角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，银行为消化“拨改贷”等政策性负担开展大量高收益投机业务，各地“乱集资、乱设金融机构、乱办金融业务”迅速蔓延，严重干扰了正常经济金融秩序。为此，1993 年 7 月我国开始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。1993 年底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，将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，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强。特别是，1995 年通过的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和《商业银行法》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央银行不得为财政透支，商业银行实行比例管理；1996 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清算银行并承诺遵守《巴塞尔协议》，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使各方高度重视金融风险。在此期间，我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证券、保险监管机构，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负责对这些行业的监管。同时，针对 1996 年由于大量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引发的股票市场行情异常过热，中央明确要求银行将资金全部撤出交易所市场。最终，1997 年底首次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，正式确立了金融分业经营、分业监管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，这为化解再贷款冲动，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，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。

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类似，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，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，不同金融产品之间和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界线日益模糊，货币需求越来越不稳定，M2 与产出物价关系的稳定性越来越差，货币数量的可测性、可控性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明显下降，传统数量为主的货币调控已难以适应当前货币政策的需要（易纲，2018a）。事实上，我国很早就意识到 M2 中间目标的问题，2011 年开始引入社会融资规模流量指标，2015 年公布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并在 2016 年明确将其作为政策目标。虽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围更广，能够提供更多信息，但非信贷融资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和预期影响，金融创新和衍生融资方式更难以及时准确掌握，中央银行无法有效控制直接融资行为，作为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上应与负债端的 M2 趋同，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也不宜替代 M2 作为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任何具体的货币数量目标，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日益上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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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承涛呼吁大商所更好地关注急速扩展的一个产业，推出更多的品种，更多的工具，延伸塑料产业，助推我们的产业度过这样一个产业周期，让整个产业健康发展。对期货市场来说，过往的12年以及未来的发展，他认为过往的必要性以及行业面临的紧迫性，是需要我们思考的，也希望产业界的各个层面的朋友能关注我们的产业的各个阶段。